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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鉴与超越:恢复性司法适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
    发布时间:2018-06-29 10:39      阅读:94
    法律制度所应获得的尊严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的工作人员的认识广度以及他们对其所服务的社会的责任感的性质与强度。
     
    ——【美】博登海默
     
    在司法制度的演进过程中,少年司法制度常常充当“先锋”的角色。正如台湾学者林纪东先生所言: “少年法之理论,与传统之刑事法理论(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监狱法理论),虽多距离,然对旧日之刑事法,正有推陈出新之作用,刑事法之改正,将于少年法始肇其端”’。[1]一些科学、人道、富有成果的做法和实践,往往是首先作为一种例外为少年司法制度所采用,而后再从例外走向原则,推广到成人司法制度中去。本文对我国未成年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研究,也有为日后我国普通刑事司法制度对该模式的吸收提供借鉴之意。
    一、需求: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新形势亟待引入恢复性司法
    (一)当前未成年犯罪案件的情况及新特点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公民实施的应当被刑事处罚、治安处罚、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或者强制戒毒的违法行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严重的、带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它与吸毒贩毒、环境污染并称为是世界的“三大公害”。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多元价值观、不同生活方式共存,其消极面直接或间接干扰着未成年人的成长。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总数已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15、16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2]与此同时,未成年犯罪还出现一些新的特点,无论从犯罪形式、犯罪动机还是犯罪手段上都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犯罪年龄趋于低龄化、团伙犯罪增多、集团化趋势明显、犯罪诱因简单、突发性、盲目性突出、犯罪情节恶劣、高科技犯罪初现端倪,智能化、成人化犯罪凸现等等。[3]
    (二)未成年犯罪产生的原因分析
    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在社会不良思想影响下行为较易向不良方向发展。不良的行为习惯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促使其犯罪意念的形成,走上人生的歧途。在认知上,未成年人抽象思维能力逐渐发展,喜欢模仿,具有接受新事物的灵敏性;但尚不成熟,辨别是非能力差,易片面偏激。[4]在情感上,未成年人情绪波动大,往往不能控制自己的激情与冲动。此外,身体和生理机能的急剧变化迫使未成年人的自我觉知发生变化,在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成人感,希望用成人的方式去处理问题,不愿接受家长、教师的管教与约束,但由于其心理水平有限,有许多期望不能实现,从而产生心理上的挫败感。拜勒等人认为从事犯罪活动对那些原来自我概念低的人有提高自我概念的作用。对自我评价较低的未成年人来来说,犯罪行为提供了赢得自我尊重的一种方式,被抓获或受惩罚只能强化他们自我概念消极的一面。未成年人罪犯很可能认为他们不可能作为—个正常的社会成员去履行职责,出路之一就是继续犯罪。[5]据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统计,2006年未成年犯总数851人,重新犯罪31人;2007年未成年犯总数808人,重新犯罪21人;2008年未成年犯总数783人,重新犯罪71人。[6]积极研究应对策略,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是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当务之急。
    (三)恢复性司法有助于对未成年罪犯的保护和矫正
    作为一种新的刑事处理方式,一项刑事司法革新运动,恢复性司法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美,最早的努力可以溯源于六十年代少年司法系统内被害人和加害者调解程序。它是指通过刑事司法活动,努力恢复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犯罪人与社会之间被破坏的不和谐关系,弥补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害的一种司法模式。这种模式改革了传统司法模式消极的事后惩罚的观念,重视对长远利益的考虑,主张建立新的积极的社会关系。对于以修复因未成年人犯罪造成创伤的社会关系的少年司法目的而言,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刑事司法领域的运用,能够从认知上和情感上对未成年人产生有益的影响,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会,从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二、契合:恢复性司法与中国国情及未成年人法律制度的对接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较传统司法模式更理性、更具建设性的司法模式。它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诸多契合之处,也符合当前国情下未成年人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和谐人际关系的追求为引入恢复性司法提供价值基础
    中国传统儒学文化强调“和”,“和为贵”的思想在中华民族精神中根深蒂固。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应当设身处地的为对方考虑。墨子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功利原则的角度,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恢复性司法模式强调调解的运用,而调解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并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心理素质的支持,这种和为贵、宽仁厚爱的文化传统为犯罪人与被害人以及受犯罪侵害的社区彼此恢复原来的状态提供了价值基础,为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存在提供了合理的土壤。[7]
    (二)恤幼传统司法理念为引入恢复性司法提供观念基础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儒家文化主张一种迥异于成年人的特别宽容理念——恤幼。《礼记•曲礼上》记载:“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即指悼(7岁以下的幼儿)与耄(80岁或80岁以上的老人)两种人即使犯了罪,国家也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也是我国法律文献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最早记载。[8]《周礼·秋官·司剌》中有关于“三赦”的规定:“一赦曰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可见西周将幼小者、老年人及痴呆者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者。 战国时期魏国《法经》第六篇《具法》起着“具其加减”的作用,相当于近代法典中的总则部分。其内容有对于未满15岁的未成年人和年满60岁的老人在量刑时予以减轻刑罚的规定。《魏书·刑罚志》记载:“年十四以下,降刑之半”。唐律法律规定在押犯人,或80岁以上、10岁以下老幼之人,以及笃疾者无控告权。对享有议、请、减等法律特权的犯人,70岁以上、15岁以下的老幼,以及孕妇、残废人,不得拷讯。对此,采用三人以上为证,实行众证定罪。这些矜老恤幼规定体现国家、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未成年人要给以更多的关爱的思想。矜老恤幼原则是我国古代社会法律中比较人道的法律原则,避免了法律仅仅是机械冷酷的制裁工具,更加发挥刑罚的预防犯罪功能。[9]
    (三)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为引入恢复性司法提供制度基础
    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我国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主张在未成年人犯罪矫治中应以“教育手段”为核心,努力以非惩罚性手段挽救失足少年,但并不排除惩罚。这与恢复性司法推行“轻刑化”和“非监禁化”不谋而合。恢复性司法倡导公众的参与,通过犯罪人与受害人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谈判,以赔偿、道歉、社区服务等形式化解矛盾、解决冲突,这些都完全符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另外,恢复性司法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矫治中“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原则以及“社区矫正”的方向和措施是一致的。二者都强调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不仅要从法律制度方面着手,更要注重从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因素的作用。
    三、困惑:当前恢复性司法在我国未成年人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原因
    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发生以后,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被害人,而且还包括社区。因此,刑事司法的任务主要不仅仅是惩罚犯罪人,而是要全面恢复犯罪人因犯罪而对被害人和社区造成的损失,试图通过对刑事司法理论和制度进行全面的更新和改造而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理念符合当今世界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在实践中如果不注意被害人权益与犯罪人权益的平衡,就会与恢复性司法的理念背道而驰。我国在实现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被害人与犯罪人保护之间的平衡,产生了以下问题。
    (一)从和解的模式看,过度强调结果而忽视和解过程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运行过程中,为了提高办案的进度,很多司法人员似乎更愿意将和解协议的达成委托一些社会调解机构代为调停或者交由加害方与被害方自身,以避免自己因过多地参与调解而导致工作量的增加。调解人员为促成双方和解协议的达成,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存在“过错”的未成年加害人、被害人及其双方各自的近亲属进行道德的和法制的教育,以便使各方都感到 “理亏”和“愧疚”,不再提出过分无理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对未成年罪犯危险状态的关注,未成年罪犯的忏悔以及对自身行为错误的认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未成年加害人并不能很好的认识其犯罪的危害性,不能了解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消极后果,不能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性,其犯罪恶行往往没有消除。同样在这个过程中,司法人员对和解协议的达成结果给予了高度重视,对和解的过程则未必高度重视,被害人很难通过某种面对面的交流机制,获得减缓精神痛苦和消除心理创伤的机会。可以说,过分纠缠于经济赔偿数额的确定,而忽略了被害人心理需要乃至社会关系的修复。因此,恢复的目的就无法得到实现。
    (二)从实现上看,缺乏让“受害者”、“ 未成年犯事者”及“社区’恢复原本状态的条件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鼓励社区发挥在控制和降低犯罪方面的作用,在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过程中,通过将未成年犯罪人重新整合进社区生活中,通过建立有效社区,预防他们重新犯罪。在社区中为未成年犯罪人提供职业训练和文化教育,增强社区能力,增进社区成员间的信任和团结,使对犯罪的处理成为每一个社区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在国外,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对受害人和社区利益的恢复,如在社区矫正中让受害人参加,未成年犯罪人对受害人经济补偿和精神安慰,使受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矛盾平息及怨恨解除,进而使社区恢复秩序。但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人口流动量非常大,社区建设较为落后。可以说,除了农村地区之外,我国城市社会几乎是一个“生人社会”。在社区建设较为落后的情况下,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社区矫正工作还只是围绕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受害人被排斥在社区矫正之外,缺少与未成年犯罪人沟通对话的平台。这就造成未成年犯罪人没有机会了解自己的犯罪行为给受害人及其家庭造成了何种影响,无法真正从内心去悔悟自己所犯下的犯罪行为。受害人也无法了解未成年犯罪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谈不上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原谅,不利于社区秩序的恢复。
    (三)从后果上看,缺乏对被害人权利的真正保护及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改善措施
    在我国这个人情网络功能强大的国家,是否能真正实现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最初设计的那样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及其家属是否会通过威胁、利诱等方式对被害人不利?在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被害人拥有了决定未成年犯罪人命运的话语权时,未成年加害人及其社会网络对被害人的潜在危险多大?这些在西方恢复性司法表现得并不突出的被害人的司法保护问题也许将成为我国移植该制度面临的一大难题。同时,在未成年恢复性司法中,大多数人认为被害人与未成年犯罪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就可以对未成年犯罪人产生轻刑化或者非刑罚化的后果。似乎未成年犯罪人同意,被害人满意就是恢复性司法最理想的结果。 但是,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不仅仅是为了使未成年犯罪人、受害人及社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也是为了预防将来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再次发生。另外,恢复性司法的精神在我国目前尚存观念上的障碍,“罪有应得”思想长期影响,在报应思想严重的传统司法氛围中,我国国民对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心理承受还是个需要考证的问题,这很有可能造成调解的成果不大,而且在具体的个案中调解不成,还是可能造成对被害人的“二次被害”。[10]
    四、借鉴:国外恢复性司法模式及评价
    到20世纪90年代,恢复性司法已在西欧国家、北美等数十个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应用。据估计,截止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也达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则达1000多个。恢复性司法对秩序和正义的追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上显示出了它独特的魅力,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开拓者们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家庭小组会议
    这一种模式发源于新西兰,其主要特征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由被害人和犯罪人及其家庭成员坐在一起,在调解人的主持下,共同商谈如何对因犯罪造成的种种损害进行恢复。家庭小组会议是通过家庭成员的参与,激发犯罪人的道德情感,使他们感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和应受谴责的,在犯罪人主动认错的情况下,对他表现出充分的谅解和支持,并鼓励犯罪人积极地改正自己的错误,做一个对社区有用的人。目前,在新西兰,除了谋杀罪外,一般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都是通过家庭小组会议处理的。因此,新西兰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被提交法庭审理的数量已经下降了80%。[11]
    (二)被害人与加害人调解模式
    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案例即是此种模式。这种调解方案的人员相对单一,包括被害人、犯罪人以及作为调解人的社区成员。通过由实际的受害人与犯罪人的面对面,让被害人的疑问得到解答,犯罪人所承担的义务与对犯罪问题达成的最后协议的实现,使双方有可能恢复因犯罪被破坏的人际关系及其损害后果。调解员的作用在于提供并维持一个可以充分沟通的对话环境。
    (三)恢复性警察警告
    恢复性警察警告是由警察、犯罪人、被害人以及他们各自的支持者参加,这些人在预定的时间聚在警察局,达成一个通过犯罪人的何种行为能够将这些受损的利益和关系得到恢复的协议。英国的恢复性司法体现了此种模式。英国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颁布《犯罪与妨害治安法》和《未成年人司法与刑事证据法》,正式把恢复性司法纳入到了未成年人司法系统内。
    (四)量刑小组
    这是一种与刑事司法系统合作运用适当量刑计划的社区居民小组。通常是在长者的主持下让犯罪人、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以及社区成员聚在一起发表意见,分担寻找解决问题的责任。小组的关注点在于犯罪人服务计划及犯罪人的改造,在被害人伤害弥补方面弱于家庭小组会议。这种模式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注重社区在这个程序中的作用,要求与犯罪人和被害人有关的人员参加到犯罪人的处理过程中。它不是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的任何阶段,只是被告人在得到定罪判决之后,用其取代传统的量刑程序。
    综上,“家庭小组会议”以让未成年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为目标,且参与主体多元,民主化较强,符合我国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发展方向。“被害人与加害人”调解模式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被害人补偿的需要,对未成年犯罪人的要求相对较弱。“警察警告模式出于避免未成年犯罪者进入法庭的严肃审判程序和紧张气氛而发展起来的在侦查程序中的一种恢复性司法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是其为警察所主导,这就需要参与这一程序的警察有特殊的技能,需要对其进行专门的培训。”[12],“量刑小组”它与我国正在开展的社区矫正所提倡的刑罚非监禁化有相似之处。
    五、超越:恢复性司法适用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路径探析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强调的是恢复和整合因犯罪和被害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破坏,恢复原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未成年人具有认识能力低、控制能力差、主观恶性小、可塑性强等特点。因此,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需要谨慎为之。对未成年人适用恢复性司法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举措。詹红荔在未成年人审判领域的能动实践,特别是其创设的“三三九不工作法”,为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以此为突破,认真探索恢复性司法适用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路径,是当前司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举措。
    (一) 践行“三三九不”工作法,重视对社会关系的修复
    作为少年刑事审判法官,詹红荔主动适应社会管理的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创新方式方法,积极提高少年犯改造和未成年人思想教育成果,并探索出符合少年审判工作规律的“三三九不”工作法。
     “对案件关键问题没有梳理清楚的、被告人成长背景没有调查清楚的、被告人对犯罪危害没有足够认识的不开庭”,庭前“三个不开庭”通过全盘掌握案件脉络,调查被告人成长背景,找准犯罪诱因,对被告人进行心理辅导,使其切实认识到犯罪的危害性,从而让未成年罪犯从内心中走了出来,达到自我关系的修复。“对被告人没有真诚悔过的、被害方没有得到精神抚慰达不成和解的、可以判非监禁刑但没有落实帮教措施的不轻易下判”,庭中“三个不轻易”让被告人正确对待和接受审判,通过多做调解工作促成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和解,落实帮教措施把未成年犯纳入正常的监管轨道,从而达到修复未成年犯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对入监后延伸帮教不到位的、回归社会的问题没有妥善解决的、发出的司法建议没有落实的不松手”,庭后“三个不松手”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延伸帮教,鼓励未成年犯自觉接受改造,重塑新生,想方设法使其顺利融入主流社会,结合审判工作适时提出司法建议并加以落实,与各相关部门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从而修复未成年犯与社会的关系。詹红荔与其“三三九不”工作法,重视刑事和解过程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修复,是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运用的鲜活典型。在从事少年审判工作9年多时间,审结未成年案件500余件1100多人,无一错案、无一投诉、无一上访、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在她的帮助下,315名失足少年重返课堂,70多名刑满释放的新生少年找到工作,70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得以挽救。
    (二)完善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律规范
    近年来,我国少年司法领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像少年刑事审判实践中所形成的寓教于审原则、权利告知方式、社会调查制度、法庭教育程序、综合治理做法等成功经验,就是司法实践中逐步形成,且有些已经被最高司法机关的文件所确认。这些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如詹红荔及其“三三九不”工作法等在未成年司法审判领域的新探索,无疑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提供了新的视角。国家立法机关应当以此为契机,深入研究、全面规划少年司法制度建设问题,切实解决少年司法机构和诉讼程序的科学模式、改革进程和步骤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列入立法规划,以早日完善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另外,要借鉴和引进这方面法制相对发达国家的立法实例和先进经验,特别是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的实践,并将其本土化,弥补法律漏洞的同时修改现行法律中与国际规则不吻合、与时代发展不适应的地方。从立法上制定出一整套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的程序法和实体法体系,将经过实践探索的一些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司法制度法律化,特别是应该完善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处理的相关刑事实体和程序法律规范。
    (三)在扩大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率上获得新突破
    在审判程序,法院应吸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通过审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并应承担刑事责任,在综合考虑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认为不予拘押更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发展的,可以作出要求未成年被告人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社区服务、或者通过自己的劳动赔偿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的判决等恢复性司法措施。对非监禁刑的判决执行时,公安机关、社区机构负责对未成年犯罪人判决执行情况的考查,并在判决执行完成之后向法院出具未成年犯罪人表现的判决执行报告,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应认真履行监督职责,负责对未成年犯罪人日常教育工作。总之,恢复性司法的具体实施要求未成年犯罪人周围的各方的参与,恢复性司法涉及的执行主体具有多元化,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社区机构、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定代理人和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形成一个系统的少年恢复性司法体系。[13]
    同时,我国刑事诉讼在纵向上可以说具有一种“流水作业”式构造。[14]审判前的诉讼活动不存在司法授权的司法审查机制,也没有法官参与,律师参与度低,且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未成年人案件的审前诉讼程序缺陷所带来的弊端越显明显。引入恢复性司法到未成年人案件取保候审程序中,以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和被害人为主体,在相关司法机关的监督审查下,在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用一套先进的理念和制度来重构未成年人取保候审,对初犯、偶犯或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或无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使之成为司法机关乐于接受并使用的强制措施,从而根本上扩大未成年人取保候审适用率,解决这个司法实践中老大难的问题。[15]
    (四)在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中引进恢复性司法
    社区矫正是相对于监狱矫正而言的一个专门性术语,是指由社区矫正组织依法对法院和其他矫正机关裁判为非监禁刑及监禁刑替代措施的罪犯予以在社区中行刑与矫正活动的总称。尽管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在我国仍存在诸多困难,如对于流动人口在社区矫正中该以户籍地还是居住地进行矫正、对矫正效果如何进行细化评价等,但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刑罚经济原则和经济刑罚原则的具体贯彻,仍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新兴的司法理念,在国外许多国家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中已被广泛应用。尽管受传统司法理念的影响,我国国民对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中普遍适用恢复性司法,还存在一个观念转变和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恢复性司法运用至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中,是保护人权的普世价值,是应该坚持和发展的对象。我国在引进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应以新西兰为代表的“家庭小组会议”为基本内容,参考 “被害人与加害人”调解模式中对被害人的关注,酌情吸收“警察警告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将“量刑小组”的做法进一步本土化,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模式。
    詹红荔主动把少年审判工作向监所、学校、家庭和社会延伸,根据每个少年犯的犯罪成因、构建“悔悟-理解-责任-关爱-回馈-传承”的帮教链条,为失足少年走向新生铺筑回归之路。[16]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她搭建了一个沟通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犯罪人能够有机会从内心去悔悟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并取得受害人的谅解,受害人也了解犯罪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从而真正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她的司法实践,为恢复性司法在当下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中国运用到社区矫正中去,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恢复性司法起源并发展于少年司法,其强调的全面认识犯罪、多方参与、尊重加害人和被害人主体地位、修复受到的损害、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宽恕等理念,着眼于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 有力地促进了未成年人司法,使未成年人司法真正做到“恨其罪、爱其人”。恢复性司法及体现出的系列价值,能为未成年人提供更人性化的方式,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的理想选择。法律的根本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轻处罚和非监禁化是国际司法发展的趋势,缘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可矫治化,对未成年人犯罪可在广泛意义上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司法机关应坚决贯彻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与犯罪人及其家庭、社区的参与合作,形成帮教体系,争取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构建恢复性未成年人司法,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环境,是司法界当仁不让的责任,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将不断体现其历史价值。
     

    [1] 林纪东:《少年法概论》,台湾“国立编译馆”1972年版,第15页。
    [2] 张强著:《试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成因及预防对策》,载《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年第6期,第96页。
    [3]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三三九不工作法”的内涵解读》,载《詹红丽精神研讨会(下)》,2012年2月版。
    [4]俞国良、辛自强著:《社会性发展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5] 尚晓丽著:《对青少年离家出走现象中家庭因素的个案分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年第1期,第34页。
    [6]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三三九不工作法”的内涵解读》,载《詹红荔精神研讨会(下)》,2012年2月版。
    [7] 杨震:《恢复性司法本土化疏议》,载《法制与经济》,2011年6月,第278期。
    [8] 金芳:《“矜老恤幼”在我国古代刑事方面的体现》,载http://bjg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93404,2012年5月25日访问。
    [9] 王春林:《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矜老恤幼原则》,载《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0] 陈药:《建立少年恢复性司法模式当议》,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1期,第182~183页。
     
    [11]刘晓梅:《恢复性司法与青少年犯罪控制》,载《青年研究》,2005年第4期。
    [12]于丽玲、廖晖娟:《未成年人犯罪的恢复性司法模式探讨》,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3月下。
    [13]胡昊昕:《未成年人犯罪恢复性司法初论》,载《科教文汇》,2008年第4月上旬刊。
    [1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5年第1版,第 323-352页。
    [15]阮露玫:《恢复性司法视野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取保候审适用初探》,载《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2008年3月第1期。
    [16] 南平中院课题组:《詹红荔“三不”工作法解读》,载《福建审判》2011年第4期,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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