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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禁止或适度规制:网络隐私侵权的立法方向
    发布时间:2018-06-29 10:39      阅读:68
    关键词:网络隐私  侵权  保护模式  立法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透明的社会里”。
    ——【美】理查德·A·斯皮内洛
     
         “亲爱的QQ用户: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在360公司停止对QQ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我们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我们深知这样会给您造成一定的不便,我们诚恳地向您致歉。同时也把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写在下面,盼望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
    这是出自互联网即时通讯软件QQ的提供商腾讯公司针对奇虎360公司称其侵犯用户隐私而向用户发出的一封信,“我们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瞬间成为2010年末的热门网络用语,网络隐私侵权问题也成为整个社会热议的话题。
    一、腾讯与360之争:揭示网络隐私侵权立法的必要性
         腾讯QQ和奇虎360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两个客户端软件。2010年9月27日,360宣布腾讯QQ侵犯用户隐私,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扫描用户电脑,并推出能够监测QQ扫描行为的“隐私保护器”。对于360的指控,腾讯全面予以否认,公开声明QQ安全模块绝没有进行任何用户隐私数据的扫描、监控,更绝对没有上传用户数据,并于10月14日正式起诉360不正当竞争。2010年10月27日,百度、腾讯、金山、傲游、可牛等公司共同发表一份《反对360不正当竞争及加强行业自律的联合声明》,在倡导同行公平竞争、呼呼主管机构介入调查的同时,也承诺并呼吁同行企业“不与360发生任何形式的合作”。2010年11月10日下午 ,在工信部等三部委的积极干预下,腾讯与360已经兼容。
    “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句出自1993年7月《纽约客》刊登的一则漫画标题在当年流行一时。但过了不到20年,这句话已经彻头彻尾地破灭,现在,在互联网上,大家都能够知道你是一条狗。
    近年来,一些不法之徒盯上了网民隐私信息。有的网友上网聊天的个人信息被窃取,遭到敲诈要挟。有的艺人、明星电话、家庭地址在网上被泄露,无奈被迫换号迁居。如今,互联网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隐私侵权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变得屡见不鲜,网上个人隐私信息的安全与否是每个网民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目前,网络隐私侵权问题主要集中在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传输和利用等环节中,由于缺乏规制,非法侵害十分严重。[1]腾讯QQ和奇虎360两家公司的商战,皆因网络隐私问题引起,到底谁侵犯了网民的网络隐私,又有谁来监管网络隐私侵权行为,网络隐私侵权行为有无有效地法律制度约束,种种关于网络隐私侵权的疑问迫切地需要答案,也必须要有答案。而答案就是必须要使网络隐私的保护有法可依,而且所依之法较为明确。
    二、侵犯何种权利:网络隐私侵权的法律关系
         隐私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由美国法学学者华伦(Warren)和布兰德斯(Brandeis)于1890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首先提出的。之后又经法学家们的提炼,便发展成了公民人格权的一项重要权利——隐私权。[2]传统意义上隐私权的概念,可分为消极意义与积极意义。前者强调个人隐私不受恣意公开干扰的权利。后者则是强调个人隐私主动积极控制支配权。目前在法理上,隐私权作为一项具体的人格权已经为学者所普遍承认。我国学者在研究中,有的把隐私权定义为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不受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的权利。[3]王利明先生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笔者认为,网络隐私侵权是指在网络上或利用网络进行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侵犯自然人享有的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合法私人信息及网络个人数据资料的行为。
    与传统隐私权相比,网络隐私权具有两个比较鲜明的特征:
         一个是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更加广泛。网络隐私权的内容主要是指用户的个人数据。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传统社会中许多不认为是隐私权的内容在网络世界中都成为名副其实的隐私。网络的盛行使得许多新兴的个人数据成为了隐私保护的内容,例如电子邮件地址、域名、用户名、通行码、国际网络通讯协议地址等等。有些客体在传统隐私权中可能不被视为保护的范围,但在网络环境下就可能成为个人隐私,例如,一个人的性别,一般不在传统隐私权保护的范围之内,对一个人性别信息的散布,并不构成侵权,但在网络环境下,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这些个人信息就出现了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新特征。另一个是网络隐私权的内容具有更广泛的经济价值。在现代社会,信息在更多的情况下成为商品,对个人隐私材料的搜集已变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姓名、年龄、学历、职业、收入、身份证号等个人隐私都可能成为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对商家来说,掌握的信息越多,拥有的潜在消费者就越多。由于网络传播的广泛性和迅速性,个人隐私在网络上具有更多的经济价值,因此众多商家不惜通过种种手段来窃取或购买他人的个人资料和隐私。网站在搜集网络用户的资料之后,只要再稍加整理,便可转售给其它公司和网站。对传统隐私权的侵犯多表现为侵犯精神权利,所以责任承担方式也多是赔礼道歉等方式,而在网络环境下,因为更多的表现为侵犯物质利益,所以责任承担方式不但有赔礼道歉等传统方式还有赔偿物质损失等方式。[4]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今网络隐私权还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的特征: 一是受侵犯的可能性增大;二是侵犯手段的多样性;三是侵犯手段的隐秘性;四是侵害后果的严重性。[5]
          一般而言,网络隐私侵权行为侵犯了以下权利:
         一是网络隐私支配权。即网络隐私控制权,公民对于自己的网络隐私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包括公开部分隐私、准许对个人活动和个人领域进行察知、准许他人利用自己的隐私等。网络隐私权是被社会或国家认可的个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权利的大小、权利的行使自由决定着个人的尊严。
         二是网络隐私隐瞒权。在网络上,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有进行隐瞒,不为人所知的权利。对于无关公共利益的隐私,无论是有利于权利主体的隐私还是不利于权利主体的个人资讯,权利人都有权隐瞒,不对他人言明。
    三是网络隐私利用权。公民对于自己的隐私,不仅仅享有消极的隐瞒权,还享有能动的利用权。公民对于自己的个人资讯进行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当然,网络隐私利用权的行使,不得违反法律,也不得悖于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违背法律和悖于社会公共利益、善良风俗而利用隐私,为违法行为。
    四是网络隐私维护权。网络隐私权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维护其不可侵犯性,在受到网民或网络服务商非法侵害时可以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维护网络隐私的不可侵犯性,包括禁止他人在网络上非法收集个人信息资料,传播个人资讯,非法利用个人情报等。
    网络隐私侵权行为所侵犯的公民网络隐私权是一种绝对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任何不特定的人都负有不得侵害这种权利的义务。在性质上,网络隐私侵权行为首先是一种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其次,侵权行为一般是由行为人自己实施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后,侵权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合法隐私利益,即造成了损害。损害包括财产、人身等损害,既包括物质的或金钱的损害,也包括人身伤害和死亡、精神损害等。
    三、体系还未建立:我国网络隐私侵权的立法缺失
         目前,我国关于网络隐私权没有专门的立法,与隐私权有关的规定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O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以上两条规定涉及公民个人隐私,但均为一般传统意义上的隐私权,未能明确体现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如果要说宪法第40条所述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包含网络隐私权,还需对该条款作出扩大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该条款规定的是公民和法人的名誉权,网络隐私侵权往往涉及到个人的名誉权,但网络隐私侵权还可能侵犯个人的其他权利,显然此条款无法包含网络隐私侵权的全部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第1款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人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2001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1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以上条款规定了侵犯名誉权行为的认定和受害人的救济途径,当网络隐私侵权行为涉及侵犯受害人的名誉权的,可以适用以上条款。
         对网络侵权问题有相对具体规定的是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该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款确立了处理网络侵权问题的一般法律标准,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网络侵权责任并没有得到相关的重视,没有与产品责任等责任一样,并列作为独立的章来规定,无法体现出网络侵权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一样的地位和重要性。[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4 条规定:“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电子邮件或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行为,构成犯罪,依法追求刑事责任”,这条规定所涉及的便仅是网络隐私侵权的内容。
         对于网络隐私权,或者说对于网络用户个人数据的保护,需要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立法。而目前这种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的方法,是远不足够的。[7]这些规定在《民法通则》未对隐私权正名的情况下,对保护个人隐私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不足够的,不管是从立法机关,立法效力等方面来看,都仅是一种辅助的作用。隐私权在立法上没有明确的概念,而是作为名誉权的内容被间接保护。作为传统隐私权在网络上的延伸,网络隐私权虽然在学术上被广为探讨,但作为一种法定权利被法律确定下来并加以保护仍有待时日。
    四、自律或是法律:欧美网络隐私侵权的保护模式
         由于各国对规范网上个人数据资料的收集使用等行为可能对电子商务和网络发展造成的影响估计不同以及各国网络隐私侵权现状和法律传统的不同,对网络隐私权进行法律保护和救济的模式与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美国采取行业自律模式,而欧盟采取立法规制模式。
         美国的行业自律模式,是依靠网络服务者的自我约束和行业协会的监督来实现的,力图寻求一个平衡点以协调保障网络用户隐私权与促进网络信息产业发展和保证网络秩序安全稳定之间关系。在对待网络业以及与之有关产业方面,美国为了鼓励和促进网络产业的发展,一直对网络服务提供商和其他与这一产业有关的各方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不主张通过严格的立法给网络服务提供商施加过多的压力和义务,因为担心这样做会对整个互联网和与之有关的产业遭受巨大的损失,从而对互联网和与互联网有关的产业带来负面作用。美国倾向于通过网络行业自律的模式来实现对网上非法搜集个人隐私资料的控制。该模式最具特色也最普遍的形式是网络隐私的认证计划,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TRUSTe组织。TRUSTe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一家公司,其在线隐私封条闻名于世。TRUSTe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隐私密封方案,为3500多网站提供认证,包括领先的门户网站和雅虎、脸谱、微软、苹果公司、IBM公司、甲骨文公司、Intuit和eBay、Comm100。除了它的隐私密封外,TRUSTe还提供包括网站的声誉管理、供应商评价和消费者隐私的争议解决等的专业服务。[8]各个网站均可加入这一计划,并遵守其所要求的网络隐私保护的基本原则,换得的是在自己的网站上粘贴TRUSTe认证标志从而向用户表明自己是对用户网络隐私负责的网站。该计划的目的是唤起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用户对隐私的注意,并且鼓励网站张贴隐私政策声明。
         这种模式的缺点十分明显,就是它完全建立在行业自律的基础之上,依据网络服务提供商和与之有关的其他产业的自觉行动来保证这些规定的执行。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与用户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即由于采取了保护网络用户隐私权的措施而使双方受益的情况下,这些规定可能还容易执行。但当双方的利益不一致时,即由于网络服务提供商可通过搜集个人隐私材料并将其用作商业上的用途并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的情况下,这就很难保证网络服务提供商们能够遵守这些不能给其带来利益,而是给其增加负担的规定,这种模式缺乏保证规定实施的机制并仅仅对那些加入了该计划的公司有效,对大量的没有加入这一计划的公司来讲,起不到任何的约束和规范作用。[9]
    欧盟注重对于个人隐私权益的充分保护和尊重,自然主张立法规制模式。[10]欧盟的立法规制模式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作法是由国家通过立法的方法从法律上确立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各项基本原则和各项具体的法律规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司法或行政救济措施。早在1995年,欧盟就制定了《欧盟数据保护指令》。1998年10月,欧盟制定的《网络私人资料保护办法》开始生效,它十分严格地限定在传递和使用个人数据资料时必须遵守的规则。
         欧盟主张的立法规制模式,注重对于个人隐私权益的充分保护和尊重,在这种模式下,通常是通过法律的具体规定对网络服务提供商在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搜集用户数据和隐私的行为提出一定的限制,使网络服务提供商在因特网上搜集用户隐私材料的行为更规范,相对于用户来讲更透明,使网上用户的个人隐私权更容易得到保护。然而这一模式也有其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从法律上来讲,这样做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增强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法定义务。从经济上或从网络产业本身来讲,这样做无疑增强了以网络服务提供商为代表的整个信息产业的成本,甚至会损害信息产业的利益并阻碍网络的发展。[11]
    五、困境仍有出路:我国网络隐私侵权的立法方向
         网络隐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任何人都负有维护他人此项权益的法定义务,但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使得大量的网上侵权行为发生后却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导致网络用户的隐私权时刻处于有可能被侵害的危险状态,这对于规范网络运营秩序、促进网络健康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支持立法禁止网络隐私侵权的人认为,揭露网络隐私的行为并非权力监督的一般形式,只可能盯住个别人。如果以牺牲个人权利的尊重为代价,去打倒一个贪官或者某个丑恶现象,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尤其是在缺乏证据或者打错方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基于从众心理和对不良现象的厌恶,人们很容易意气用事,一拥而上,在对当事人进行攻击的时候,往往会连其作为个体的人大基本权利一并侵犯。支持立法禁止的人还认为,一个人就算做了错事,也只需承担与行为相应的代价,而不必因此让其失去全部生活,更不应让其家人受到伤害。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网络隐私侵权问题应该辩证地对待,而不能一出问题就想到禁止。与其一刀切地加以禁止,倒不如着眼于兴其利而除其弊。的确,网络隐私侵权问题相对比较复杂,如果从它的消极后果来说,最可能的是侵犯他人的隐私权,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都被用来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以及对公众人物的道德谴责和监督,如网络揭露腐败、参与反腐败已经成为我国反腐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笔者认为,网络隐私的保护应当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适度规制,防止网络隐私不被滥用而不是禁止。
    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隐私价值观念往往与该社会的经济、文化、习俗、一般价值取向等密切相关,而我国有着不同于他国的特殊文化、社会经济条件、习俗、价值观念,因此,确立我国的网络隐私保护对策时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另外,网络的开放性、技术性等特征要求网络隐私保护立法符合网络自身的客观规律。因此,我国网络隐私立法在指导思想既应充分考虑和借鉴欧美等国际立法经验和趋势,遵循网络隐私保护的一般规律,又要根据我国的具体现状,合理平衡各种隐私利益关系,既充分尊重个人隐私,又兼顾网络的健康发展。[12]
    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处于发展初期,可以考虑先由行业自律组织制定出保护用户隐私权的行业规范,以此作为最低的法定标准,如果网络经营者遵守了这些标准,就可以免责。同时还应制定一些相关的法律,如国务院委托专家起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可将网络隐私权作为独立的人格权进行保护,具体可以从网络隐私权的概念、范围、内容,以至侵权方式和制裁手段,做一个系统的规定,这对目前日益增多的网络隐私侵权案件有着很强的实践意义,也可以弥补行业自律约束力较弱的缺陷。两种模式相结合,兼固了网络经营者和用户的利益,也兼固了国家和个人利益,这样既会保障和促进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又会使个人隐私得到应有的保护。
         在网络隐私侵权的立法模式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制定包括诸多领域的一般隐私保护法,将网络隐私侵权列为其中一部分;另一种是针对网络隐私侵权进行专门立法。鉴于我国目前尚未单独制定一般任何领域的隐私保护法,在我国网络隐私保护立法上,可以考虑采用一般隐私保护立法模式,其内容既包括非网络隐私保护,也包括网络隐私保护,这样,在体系上既易于协调,也显得完整。
         目前,网络隐私侵权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非法收集、储存他人资料;第二种是非法传输他人资料,泄露他人的隐私;第三种是一些网络服务提供商由于安全技术的缺失,导致信息泄露;第四种是非法利用个人资料;第五种是擅自篡改个人信息或者披露错误信息。此外,还有非法进入他人的电脑、电子邮箱,窥视他人的隐私,利用技术进行网络的监听等都属于侵害网络隐私范畴。[13]针对以上情况,网络隐私侵权的立法规制应该分清哪种行为属于网络隐私侵权,哪种行为不属于网络隐私侵权。比如人肉搜索,好的方面是的确发挥了舆论监督和公民监督的作用,还在打击腐败行为、揭露犯罪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确实存在着很多超过隐私揭露限度的现象,尤其是很多人没有全面了解情况就无端谩骂、诋毁骚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严重侵犯他人隐私权的情况。
    网络隐私侵权的立法规制,应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网络隐私权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侵权责任法》已经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规范, 这种直接保护模式有利于加大对隐私权侵害的救济。但是考虑到网络隐私权的特殊性, 除了应该在未来民法典中明确隐私权的独立人格权地位外, 更应该考虑适时制定专门法律明确网络隐私权的法律地位, 如此则有利于完善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 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 保护自然人、法人的民事权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14]因此,我国网络隐私侵权的立法,应详细规定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内容,具体应包括支配权、隐瞒权、利用权、维护权等;规定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尤其是义务主体应包括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个人等;规定侵害网络隐私权行为的种类以及侵权行为的认定;规定隐私权侵权责任的承担以及各种救济措施,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对于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还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在网络隐私侵权立法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增加常规法律的技术性,即与高科技的网络技术相接轨。网络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法律的制定也要与时俱进,要从技术和法律两个层面研究网络中的隐私权的保护方法,应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加强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克服“立法者不懂技术,技术人员又无权立法”的现象,[15]因为网络隐私虽然属于隐私的范畴,可因为它网络技术性、数据性、虚拟性等原因,如果它一旦遭到侵害,用户个人想追究侵权责任就十分的困难,没有足够的技术作为支持,网络法规与网络实际相脱节,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可言,对侵权人身份的辨识几乎是无法实现的,法律也就很难见到实效。所以,应该加强立法者与技术人员的相互沟通,以便制定出更加合理有效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法规。
         值得明确的是,我国目前所有对于网络隐私侵权的立法,都应该遵循适度规制这一原则,即不能完全禁止,也不能放任网络隐私侵权行为没有法律约束,而且必须在国家利益、用户个人隐私利益和行业利益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只有这样,我国的网络隐私权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基于互联网的特殊性,网络隐私侵权必然还会出现五花八门的形式和后果,网络隐私侵权的立法将会困难重重,但我国推进网络隐私侵权立法的脚步势必不会停止,并将越走越远。


    [1] 王明雯:《试析网络隐私权立法的必要性》,载《决策与信息下旬刊 》2009年10期。
    [2] 黄晋京:《论网络隐私侵权的概念和特征》,载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
    kjxx-xsb200727405.aspx,2011年3月5日访问。
    [3] 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4] 王智涛:《网络隐私权保护所面临的利益冲突与化解》,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 范红丽:《论我国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6] 文维:《我国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探讨》,载《人民论坛》2010年9月中旬刊。
    [7] 刘少浩:《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载《法制在线》2009年第2期。
    [8] “TRUSTe”一词搜索于百度百科词条解释,载http://baike.baidu.com/view/4255805.htm,2011年3月5日访问。
    [9] 赵勤,尹建华,赵东松:《中国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模式探析》,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1卷。
    [10] 蒋坡:《国际信息政策法律比较》,法律山版社2001年7月版,第458页。
    [11] 赵勤,尹建华,赵东松:《中国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模式探析》,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1卷。
    [12] 刘徳良:《国外隐私保护早已立法 我国隐私保护如何对策》,载http://netsecurity.51cto.
    com,2011年3月11日访问。
    [13] 腾讯科技:《信息社会不和谐因素调查报告之网络隐私》,载http://tech.qq.com/a/20080520/000
    343.htm,2011年3月11日访问。
    [14] 张荣现、李占立:《“人肉搜索”视角下我国网络隐私权保护立法评价及构想》,载《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8月第10卷第4期。
    [15] 吕益林、吴子贵:《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探析》,载《情报杂志》,2004年第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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